且說社會興奮劑的使用量

　　無論是社會還是人，一經(jīng)形成對興奮劑的依賴，都是健康度下滑的標志。

　　Whether a society or a person, once engender the dependence on stimulant, is a sign of the decline in health。

　　文 毛志成(北京)

　　任何社會，任何人，偶爾或少許地服用一點興奮劑都無妨，至少無大害。比如一個社會在戰(zhàn)勝了巨大的天災(zāi)人禍之后，不能總陷在原來的痛苦中。為了慶祝對天災(zāi)人禍的戰(zhàn)勝，在慶功會上添加一點歡樂性的因素或逗笑式的節(jié)目都是可以的。這也像一個窮透底的叫花子，一有機會也要擠到戲臺前看看臺上的丑角耍諢，笑上一番。而天天養(yǎng)尊處優(yōu)的貴婦人走進劇場，坐在包廂里看劇，卻偏偏想看悲劇，用手絹頻頻擦淚才過癮。從某種意義上說，上述的人都是在服用“心理興奮劑”，而且那種適量的興奮劑都有益無害。

　　但是興奮劑成為最常用、最流行、最暢銷的“藥”，至少說明社會有了某種不健康的因素。舉例說：倘若要問今天中國最出名、最吃香、最有誘惑力的人物或行業(yè)是什么？我看十之八九的人(尤其是青少年)都會有同樣的回答：是明星，而且首推專門以“搞笑”為主業(yè)的笑星(包括“丑星”)。也就是說，那樣的人和那樣的藝，已成為世上最流行的“社會興奮劑”。

　　外國也有演藝明星，但讓笑星占據(jù)主要舞臺的事并不多。外國也有戲劇，但將戲劇統(tǒng)統(tǒng)變成喜劇的事也不多。外國也有幽默藝術(shù)，但相聲或逗笑式的小品充斥舞臺的事也不常見。也就是說，他們的表演、說唱中，并不以搞笑為主，發(fā)出的聲音除了笑聲之外還有其他之聲，包括“一本正經(jīng)”的呼聲。

　　中國使用“社會亢奮劑”的習慣，確實時間頗久。幾十年前，當中國仍處在國窮民困的時候，就曾大大借用過“極左”式的政治興奮劑。如不斷地搞“運動”；到處流行的是假大空式的“革命口號”；動輒便全民上街，歡呼這樣那樣的“偉大勝利”。興奮了一番之后，回到家照樣過窮日子。

　　進入改革開放年代之后，中國漸漸富裕了，懂得民主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有了歡樂感是很正常的事。但將正常的興奮變成病態(tài)的亢奮，而且加大興奮劑的生產(chǎn)、推銷、服用之事，似乎也多了起來，并逐漸形成了以搞笑為主要趣味的世風。除了藝人搞笑之外，將笑料當成基本藥品的人也越來越多。例如某些官員，除了在業(yè)余時間掌握一點雜藝、在閑談中喜歡講些笑話段子之外，在會議上講話時常常添加笑料的人也不少。此外還有某些學者，在什么“講堂”、“講壇”上，其中為幽默而幽默的戲說成分也越來越多。連平民百姓在交談時，對談一些正經(jīng)事、正經(jīng)話也覺得無趣乏味，只有講那些使人發(fā)笑的傳聞、緋聞、穢聞才有精氣神兒。連作家寫的散文、雜文，也往往將笑談、調(diào)侃式的筆墨當成才氣。

　　這都是推銷興奮劑！

　　社會需要樂觀主義，也需要正常的快樂、娛樂，但卻不需要過量的興奮劑。因為借用興奮劑來刺激出的興奮，非但不能有助于社會和人生的真正振奮，反而只能造成真德真智的另一種疲憊。而且，用興奮劑刺激出的各種“才能”，大都是對社會多余而無用(包括無用而有害)的“才能”。沒聽說用搞笑、說笑、逗笑手段撈取功利的人，會搞出真正的政績、業(yè)績、學績、文績！即使搞演藝的人，一時可以成“星”，但絕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藝術(shù)家！

　　無論是社會還是人，一經(jīng)形成對興奮劑的依賴，都是健康度下滑的標志。

　　把當前的中國說成太平盛世，形容成歌舞升平，不僅有道理，而且當之無愧。但越是太平盛世，越是歌舞升平，就越是不需要刻意粉飾，越是不需要再使用興奮劑。而應(yīng)當分出較多的精力和興趣，去保護十分可貴的憂患意識，去思考一些對不盡人意之事的理性認識和改善措施。這才是真正的責任感，才是真正的生機。

　　最后我再強調(diào)一遍，社會提高興奮度是好事，應(yīng)當尊重。但真正的、健康的興奮是靠自身保護起來的和鍛煉出來的，也靠對興奮劑的遠離！如果到處是興奮劑泛濫，而且把興奮劑當成社會的必用藥、常用藥，我看只能使社會陷入兩種病態(tài)：把肥胖當成健壯；把羸瘦當成苗條。

　　毛志成

　　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