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板教父”程曉明：一輩子就干一件事

5月，整個資本市場都在等待新三板分層制度的落地。

而等待，曾是程曉明最熟悉不過的感覺。

從1993年在中國證券業(yè)協(xié)會第一次翻譯納斯達克交易規(guī)則的那天起，程曉明就預感到，中國必將有自己的納斯達克，而自己的命運也將與這項事業(yè)密不可分。

“我和自己講，我這輩子只干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納斯達克的做市商制度引到中國來。”程曉明對記者表示。

時間沒有辜負他的等待。

2014年8月25日，新三板做市商制度正式實施。這一天距離他第一次了解做市商制度已經(jīng)過去整整21年，距離他2005年找到中關村管委會呼吁引入做市商制度的“壯舉”也已過去了9年。

“這個制度對中國的高科技企業(yè)，乃至對整個國家的意義都太重大了。我知道它一定會來，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做市商制度顛覆性地改變了中國資本市場的交易制度。而這一次的分層制，則被普遍認為是新三板的又一個紀元。

“新三板目前的發(fā)展態(tài)勢很好，該‘激進’的地方很‘激進’，比如掛牌節(jié)奏。該‘漸進’的地方又很‘漸進’，比如交易制度。分層也是如此，給股轉(zhuǎn)公司時間，我們耐心等待吧。”程曉明對記者說。

分層的邏輯

新三板的分層制究竟要怎么分，無疑是2016年中國資本市場最大的懸念之一。關于這一點，不少業(yè)內(nèi)人士都給出了自己的專業(yè)意見。而程曉明的觀點，則更為先鋒。

他建議，未來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企業(yè)上不上創(chuàng)新層，監(jiān)管層可以提出條件，但最好可以由企業(yè)自己來決定，并最終由投資人或市場來決定它能不能留在創(chuàng)新層。因為對于這樣一批代表未來的公司，應該把收益和風險同時拋給它，告訴它進創(chuàng)新層不是拿到了北大的錄取通知書，而是走進高考考場。“你覺得你行，你可以選擇進來?？扇绻聦崒掖巫C明你不行，那就要面臨摘牌退市。所以分層時代也應是退市制度的開始。”程曉明表示。

這顯然是一個極為市場化的觀點。

當記者問到，覺得監(jiān)管層有可能采納這一建議嗎？程曉明非常坦率地回答：短期沒啥可能！

“我的方案是對的，監(jiān)管層短期不采納也是對的。因為我的建議是一種理想化的思路，而作為政策制定者，他不僅要考慮邏輯行不行得通，還要考慮政策一旦實行下去，在當前可能產(chǎn)生什么后果。”

但程曉明同時表示，這并沒有關系。“我偏重邏輯分析。所以嚴格說來我既在意政策，又不在意政策。在意是因為政策出來一定會影響新三板的走勢，不在意是因為我覺得長期來看，邏輯更為重要，因為它代表市場的規(guī)律，而規(guī)律也就是方向。”

在程曉明看來，分層確實是好事，因為未來新三板會發(fā)展成什么樣子，主要就是看創(chuàng)新層。

“近來也有很多分析納斯達克分層歷史的文章，為新三板的分層提供了不少借鑒。我覺得寫得都挺好。不過新三板分層固然要學習納斯達克，可也要防止走極端，直接照搬。分層目的、何時分、怎么分、分幾層、條件標準、時間表，這些應該根據(jù)自己的國情來定，否則就成了刻舟求劍、東施效顰。”

根據(jù)程曉明的預測，一旦分層開始實施，也會帶動新三板的流動性大增。他預計，分層后，新三板在2016年底能達到每天50億的交易規(guī)模，2017年能達到每天100億甚至更大的規(guī)模。

“不過這也需要相應的政策配套，比如放公募入場，適當降低個人投資者門檻等。”

做市制度力推者

1993年，因為某種機緣程曉明進入了證券業(yè)協(xié)會，當時他的工作之一，就是翻譯納斯達克的交易規(guī)則。那次翻譯讓他第一次意識到，美國的高科技企業(yè)之所以牛是因為它們有納斯達克，而納斯達克之所以成功，最核心的原因是因為它有做市商制度。

程曉明說：“這次接觸后，我心里一直裝著做市商制度的事兒。”

1996年，程曉明到社科院讀博士，他的論文題目叫《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jié)構研究》。也是在這次的研究過程中他發(fā)現(xiàn)，原來做市商的核心作用并不是大多數(shù)人所認為的提供流動性，而是引導投資者對他們看不懂的高科技公司進行估值定價。

“納斯達克區(qū)別于紐交所的就是做市商制度。納斯達克是為高科技公司服務，這些公司上市是為了融資，而融資的關鍵是定價，上市正是通過交易來解決定價的難題。這一認識使我對做市商制度的了解又加深了一層。”

2005年的一次偶然，讓程曉明找到了他心中那個屬于中國的納斯達克。

“那年我還在券商做投行業(yè)務，無意中看到了一份資料，當時叫中關村股份報價轉(zhuǎn)讓系統(tǒng)?？赐赀@份資料，我對自己說，這就是中國納斯達克的雛形。”

這一年，程曉明通過熟人找到中關村管委會的投融資處。“我對他們講，報價轉(zhuǎn)讓系統(tǒng)就是中國的納斯達克，而核心一定是做市商制度。咱們一起來呼吁和推動，在這個市場引入做市商制度吧。”

在這之后，程曉明成為做市商制度在中國的最堅定的推動者，在接下來的近10年時間里，他一直為此不遺余力。

可是10年的時間畢竟太長了，漫長的時間里，股改、創(chuàng)業(yè)板、融資融券、股指期貨……各種創(chuàng)新相繼出爐，新三板和它的做市商制度卻在角落里默默承受著世人的遺忘。很多先行者都在中途不得已選擇了放棄。

“你想過放棄嗎？”記者問。

“從沒有。我堅信這件事肯定能成功。”程曉明說，這種自信來自一種責任。

“因為我自認為對這個課題有所研究，所以有責任把我的心得與大家分享，讓更多的人一起來推動。”

寂寞的等待中，苦行僧們也有自己的減壓方式。在程曉明透露的減壓清單中，記者聽到了幾個有趣的關鍵字，乒乓球、圍棋、哲學、《瘋狂的石頭》、《武林外傳》……

堅持終于有了收獲。隨著股轉(zhuǎn)公司成立，新三板也迎來了一系列政策利好。2014年，做市商制度實施。2015年，新三板掛牌企業(yè)井噴。直到今天，新三板的掛牌企業(yè)已經(jīng)超過7200家，再沒人敢說它是一個邊緣化的板塊了。

心中所想成為現(xiàn)實，有沒有特別激動？

程曉明卻顯得很平靜：“高興，但也沒有欣喜若狂。因為堅信它終將到來，所以到來的那天更多是欣慰而非驚喜。”

干一輩子新三板

“前半輩子就做了一件事件，參與新三板的工作。后半輩子還是做一件事——繼續(xù)參與新三板的工作。”程曉明對記者說。

在西部證券的7年中，程曉明負責新三板業(yè)務，做過很多項目。“但我的重心還是在新三板的研究和推廣上。如果問我做過的最好的項目，那就是新三板本身。”

每每談及新三板和做市商制度，程曉明的口吻都像一位父親在談論自己的孩子。

他認為，新三板目前發(fā)展得好，是因為它在沿著一條正確的路向前推進——就是市場化和為掛牌公司服務。“新三板目前的優(yōu)勢有兩點，一是掛牌公司的數(shù)量夠多，二是做市商制度。從理論上來講，實行做市商制度意義更大。但在操作層面上，對廣大企業(yè)來說，掛牌多這點可能更實惠。”

程曉明也不諱言目前做市商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出現(xiàn)了效果打折的問題。

“主要還是流動性問題，交易量不大。目前的做市商數(shù)量還是太少，競爭不夠激烈，所以對做市商的壓力不夠大。此外，做市商報價的數(shù)量也少，都是一兩千股的量，而買賣的價差又有點大，加大了投資人的成本。”

但他認為，這不是做市商制度本身的問題，也不能簡單依靠規(guī)則和行政的力量去扭轉(zhuǎn)或打壓。

“還是因為交易對手太少，我們個人投資者門檻500萬起，這決定了目前暫時只能是這個局面。我認為以后隨著市場化，做市商多起來后，競爭會激烈，這些問題就能得到逐步解決，但不能因為這個否認做市商制度的優(yōu)越性。打個比方，自行車胎扎了的情況下，說不定還沒有走路快，可你能據(jù)此就得出結(jié)論說走路比騎自行車快嗎？”

如今，“新三板教父”的頭銜成為投資者對程曉明多年耕耘的最深認同。離開券商后，程曉明又受邀擔任企巢新三板學院院長。他坦言，這個平臺不錯，可以為掛牌公司提供更好的服務。

事實上，在推動新三板發(fā)展的多年奔波中，程曉明也在承受疲倦帶來的壓力。

“有一次出差，在首都機場時突然感到心臟難受，無法站穩(wěn)。有一位旅客經(jīng)過，一直在我身邊陪伴我，直到救護人員的到來。我給了他我的名片，可惜我至今沒能知道他的名字，對他說聲感謝。”

程曉明坦言，這些年他很感恩，感恩那些幫助過他的人，感恩那些和他并肩作戰(zhàn)過的新三板的戰(zhàn)友和推動者們。

“也許大家覺得新三板的發(fā)展不算快，但在中國的證券行業(yè)，想做點事并不容易。一方面因為證券行業(yè)技術比較高，很多學術性的問題需要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權衡各方利益。在我看來，證監(jiān)會與股轉(zhuǎn)公司已經(jīng)做得很好。”程曉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