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進退兩難的中國宏觀經濟

　　如何突破目前所面臨的“進退兩難”的困境和多目標約束下的“政策有效組合困境”，是中國宏觀經濟在“政策刺激性反彈”向“市場需求反彈”全面過渡階段的核心任務

　　■ 劉元春

　　目前，中國宏觀經濟整體開始進入“政策刺激性反彈”向“市場需求反彈”的過渡階段。這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超預期反彈具有政策主導性、結構不平衡性、動力不穩(wěn)定性、增長要素缺少互動性以及總體發(fā)展方向的易變性等特點，未來中國宏觀經濟將步入“進退兩難”的局面，出現(xiàn)“雙W輪動”的調整模式，面臨多目標約束下的“政策有效組合困境”。

　　未來的調整模式可能呈現(xiàn)“雙W輪動”的調整模式

　　在經濟內在慣性、政策持續(xù)刺激和世界經濟反彈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宏觀經濟將在2010年延續(xù)增長的態(tài)勢，但季度增速將呈現(xiàn)逐季輕微回落的趨勢，與2009年相反，中國宏觀經濟在短期將呈現(xiàn)同比增速“倒V”型變化。

　　不過，如果從周期角度來看，中國宏觀經濟調整很可能呈現(xiàn)出“雙W輪動”模式，即從GDP同比增速來看，中國宏觀經濟在短期為“V”型，但中期卻呈現(xiàn)為“W”型，中國宏觀經濟在2010年雖然沒有“二次探底”的可能，但在內在矛盾累積的作用下，2011～2012年依然存在較強的中期下行力量；從環(huán)比增速來看，中國宏觀經濟在2008～2010年會呈現(xiàn)“W”輪動的模式，內生的、持續(xù)加速的力量還沒有形成，產出缺口存在強烈波動的趨勢。

　　中國宏觀經濟在短期為何呈現(xiàn)“環(huán)比W”模式呢？其核心原因在于政策性刺激的加速效應難以在長期內持續(xù)，而市場性需求在大規(guī)模政策救助以及外需持續(xù)下滑的雙重壓力下，復蘇必將十分緩慢，從而導致2010年經濟短期沖擊的能力不能出現(xiàn)持續(xù)加速的態(tài)勢。

　　中國宏觀經濟在中期為何會出現(xiàn)“同比W”模式呢？其核心原因在于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fā)提前釋放了中國周期性調整的內生力量，使中國投資驅動性增長模式的內在矛盾被轉化為表面的外需下滑的矛盾，從而使中國利用“內需彌補外需”、“投資填補出口”的危機治理方法在成功實現(xiàn)危機救助的同時，完全掩蓋了中國周期調整的內在矛盾，使中國周期性調整延緩，供求關系的極度惡化被推遲。

　　宏觀經濟步入“進退兩難”的局面

　　所謂“進退兩難”的局面是指，2010年中國宏觀經濟將步入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轉換的關鍵階段，其所具有的政策主導性、結構不平衡性、動力不穩(wěn)定性、增長要素缺少互動性以及總體發(fā)展方向的易變性等特點存在兩大方面的沖突：一方面，刺激政策的持續(xù)或進一步放大，很可能帶來經濟短期的快速回升和過熱，但卻可能使政策主導性反彈壓制市場復蘇力量的培育，未來投資驅動增長模式的內在矛盾越來越激化，結構惡化、產能過剩進一步惡化，從而導致宏觀經濟在中期不可持續(xù)，甚至出現(xiàn)在中期的“二次探底”；另一方面，簡單采取退出政策將使政策刺激性需求急劇萎縮，剛剛啟動的局部的、還沒有形成自我循環(huán)的市場動力機制“夭折”，宏觀經濟在短期內出現(xiàn)“二次探底”。因此，中國經濟2010年所處的狀況是，選擇單一的“進取”或“退出”，在本質上只是選擇在短期出現(xiàn)“二次探底”，或是在中期內出現(xiàn)“二次探底”。

　　導致這種局面的核心原因不僅在于目前中國宏觀經濟處于“政策刺激性反彈”向“市場需求反彈”全面過渡的階段，更重要的在于中國宏觀經濟內在的結構剛性和內生的深層次矛盾：第一，目前的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體系、國有經濟的利潤分配體系以及各職能部門的權力本位使中國宏觀經濟存在內生的“投資饑渴癥”和“投資膨脹傾向”，這往往會導致出現(xiàn)“過度救助”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將利用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外部沖擊來掩蓋問題，進一步利用投資使中國宏觀經濟內在矛盾在延遲中被放大，因此，在內在矛盾沒有解決的前提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只是選擇在短期出現(xiàn)“二次探底”或是在中期內出現(xiàn)“二次探底”。第二，目前宏觀經濟結構剛性與社會結構的脆弱性一方面使宏觀調控可選的方法比較單一，另一方面又使這種單一選擇只能嚴重依賴于政府，從而使大家期望的均衡局面難以出現(xiàn)。

　　“兩難決策”在多領域同時集中凸現(xiàn)

　　目前宏觀經濟“進退兩難”的局面還體現(xiàn)在其他很多方面：

　　第一，重化工業(yè)主導的經濟復蘇與結構調整力度加強之間的沖突。中國宏觀經濟在2008年第三季度深度下滑的核心原因就是在出口和房地產市場逆轉的引領下，重化工業(yè)受到重創(chuàng)。政府救助計劃中很重要的著眼點在于對這些行業(yè)的救助。因此，2009年經濟反彈最為迅猛的是重化工業(yè)。但這種復蘇似乎與我們結構性調整方向，與中國所確定的新型工業(yè)化道路并不一致。

　　第二，無就業(yè)復蘇與增加就業(yè)的刺激方案之間的困境。中國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影響很大，其核心原因就是中國出現(xiàn)了大量非農失業(yè)人口，從而使中國脆弱的社會結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因此，增加就業(yè)、安置失業(yè)成為中國宏觀經濟發(fā)展與社會穩(wěn)定的核心。但是目前整體的投資以基礎建設為主體、以資本密集型產業(yè)刺激為主體，這使得經濟反彈力度很大，但就業(yè)的增長卻與之不匹配。因此，調整刺激方案以平衡宏觀經濟復蘇與社會穩(wěn)定的力度就越來越大。

　　第三，進一步出口刺激、出口快速回升與不平衡調整之間的沖突。目前中國經濟下滑的一個核心因素就是出口下滑。但在2010年調控部門將面臨一個矛盾，那就是刺激出口，出口迅猛回升會帶來中國宏觀經濟的快速復蘇，但這卻使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又回到老路上。

　　第四，房地產作為民生產業(yè)與作為經濟支柱產業(yè)之間的沖突。作為民生產業(yè)的房地產，政府希望廣大居民能夠具有相應的購買力，因此，不希望房地產價格上漲；而作為經濟支柱產業(yè)的房地產，政府希望在價格合理回升中提高投資和銷售，從而帶動宏觀經濟運轉，由此產生了政府在調控房地產市場上的矛盾心態(tài)。

　　第五，作為地方政府核心財源的房地產開發(fā)用地與作為中央政府農業(yè)用地之間的沖突。地方政府希望在土地價格快速上漲中大量投入土地，使地方土地出讓金和相關房地產收入大幅度增長；而中央政府卻希望城市化進程不要過度減少農用耕地，平衡房地產業(yè)與農業(yè)之間的關系，由此產生在調控土地市場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沖突。

　　第六，結構調整進程中存量調整與增量調整之間的沖突。結構調整有兩種方式：一是增量的結構控制；二是存量的調整。一般而言目前新上的項目都是技術水平較高、有市場的項目，而存量大部分是技術水平較低、利潤較差的行業(yè)，因此，減存量是解決結構問題的一個核心途徑，但減存量將帶來大量的遺留問題，難度很大。而增量可以通過控土地、控信貸和控項目審批等途徑實施，由此產生了結構調整中可實施的路徑與效果之間的沖突。

　　第七，匯率政策調整中的兩難選擇。這種兩難選擇在2003～2007年曾存在，其核心就是作為貿易戰(zhàn)略的匯率政策與作為金融戰(zhàn)略的匯率政策存在矛盾；作為熱錢治理的匯率政策與作為貨幣政策工具的匯率政策存在矛盾。2010年這些矛盾將重新出現(xiàn)。

　　第八，貨幣政策如何在數(shù)量退出與價格退出上選擇。這種兩難選擇集中體現(xiàn)在：如果繼續(xù)貨幣數(shù)量性的收縮將導致很多中長期項目的后續(xù)資金缺乏，從而導致大量的爛尾工程；而進行價格性貨幣政策的收縮將直接誘發(fā)熱錢涌入，導致貨幣政策失靈。

　　第九，戰(zhàn)略調整問題在短期戰(zhàn)術層面進行獨立實施帶來的“長”與“短”之間的沖突。這集中體現(xiàn)為結構性調整在本質上是一個順應經濟發(fā)展階段而進行的政府主導性的戰(zhàn)略工程，它不是宏觀調控年度的核心內容，不能把它處理為短期戰(zhàn)術性的行動，從而導致年年進行結構性調整，但年年都出現(xiàn)結構性問題。

　　面臨多目標約束下的“政策有效組合困境”

　　目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存在多元化的取向，“保增長”、“調結構”、“擴內需”、“促民生”、“管預期”等多重目標成為2010年宏觀調控的任務。但是，這種目標設定違反了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基本原理——“匹配性原則”：一是政策的目標不應多于政策工具的目標；二是政策實施時必須要將工具與其最有效率的目標相匹配。這集中體現(xiàn)在：第一，目前五大目標的數(shù)量遠遠多于我們可以使用的政策數(shù)量；第二，很多目標是短期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無法達到的；第三，很多目標之間存在很大的沖突，很難達成一致的契合。

　　因此，要走出目前這種“政策有效組合困境”，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政策調整：

　　第一，重新審視目前的各種目標，減少宏觀經濟調控最終目標的數(shù)量，部分目標必須弱化，部分目標必須舍棄。具體體現(xiàn)在，一是可以弱化通貨膨脹目標，使之成為中間性、從屬性的目標，因為2010年通貨膨脹不會出現(xiàn)，資產價格泡沫才是核心；二是強化“擴內需”，特別是“擴消費”的目標，因為培育市場性自發(fā)需求是2010年宏觀調控的重中之重；三是將“調結構”放在戰(zhàn)略層面，使之成為中國中長期規(guī)劃的核心內容，而不能列入短期宏觀經濟調控目標，以避免“長期問題、戰(zhàn)略問題短期化實施”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宏觀調控應當體現(xiàn)中長期戰(zhàn)略規(guī)劃的意圖，例如利用“擴內需”來促進“結構調整”。

　　第二，注重政策工具與目標的匹配性。其體現(xiàn)的核心原則：一是中長期政策與中長期目標相匹配，例如改革與利益結構調整相匹配、產業(yè)規(guī)劃與結構調整相匹配、社會工程建設與社會規(guī)劃相匹配，切忌“長期問題、短期實施”；二是注重政策工具的性質，把握問題的核心根源。這集中體現(xiàn)在結構性調整過程中出現(xiàn)的各種問題。例如，不能將產能過剩絕對化，中國廣泛存在周期性產能過剩問題，產能過剩將因為全球分工體系和外部需求的變化而變化；依靠單純的行政管理和計劃調整的方式無法實施動態(tài)調整，產能過剩問題的治理必須從行政體制自身的層面來尋找答案，地方政府與地方的行政利益格局不改變，不形成有效的“有進有退”、“有生有死”的競爭淘汰機制，不改變政績觀，不建設保證落后企業(yè)和落后產能退出的社會保障體系，不破除政府采購中的地方保護主義就無法真正達到產能均衡發(fā)展的目標。再如，產業(yè)升級不能用計劃經濟的理念或搞運動的模式來強制推行。供給升級必須與需求升級相匹配，產品結構轉變必須與相對價格結構和利潤分布相結合，政府可以在產業(yè)升級和技術升級進程中出現(xiàn)市場失靈的地方找到用武之地，但不是完全主導。還如，調結構必須注意順序，其戰(zhàn)略順序一般體現(xiàn)為“利益結構調整→需求結構調整→價格結構與價格形成機制調整→產業(yè)結構調整→技術結構調整”，政府主導型結構調整也必須注重結構調整所蘊含的必然邏輯。

　　“以進為退”的政策選擇及其建議

　　如何突破目前所面臨的“進退兩難”的困境和多目標約束下的“政策有效組合困境”，是中國宏觀經濟在“政策刺激性反彈”向“市場需求反彈”全面過渡階段的核心任務。當前中國社會結構的脆弱性、經濟結構的剛性以及結構調整的長期性決定了目前學術界力主的“以退為退”、“以穩(wěn)促退”的策略無法達到“經濟全面復蘇”與“宏觀刺激政策順利退出”的二元目標?！耙赃M為退，保持中國較高的增長速度，在高速中調結構，在連續(xù)性中謀退出”可能是中國近期的最佳選擇。因此，相對弱化“結構目標”、“通脹目標”，強化“速度目標”是解決多目標約束下的“政策有效組合困境”有效之道。

　　“以進為退”的本質并非是單純保持目前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為政府性反彈的持續(xù)或加速打下基礎，而是要在保持政府刺激性需求相對穩(wěn)定的基礎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支持市場性需求方面大規(guī)模進入，為市場性需求的復蘇以及內生增長機制的形成打下基礎。因此，未來貨幣政策應當進一步強化流動性對于實體經濟的滲透，而不是防止價格的復蘇。未來的財政政策應當強化各種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工資形成機制的改革、民生工程的建設以及公共服務的建設，而不是進行基礎建設投資的進入。

　　相對弱化“結構目標”、“通脹目標”，并非意味著這些目標不重要，而是要將“結構性目標”納入到戰(zhàn)略調整的高度，而不是局限于短期宏觀調控的范疇；要將“通脹目標”納入到經濟復蘇的總目標之下，使之成為從屬性目標。

　　因此，2010年具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建議如下：

　　一是對目前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進行結構性調整，在保證其總體方向基本不變的前提下，改變刺激的著眼點。其中財政政策應當以“促民生、建社保、改工資、穩(wěn)投資”為目標，貨幣政策應當以“促進流動性的滲透性、抑制資產價格高漲”為目標。因此，財政赤字在2010年財政收入上揚的前提下不宜減少，貨幣政策在維持M2和M1正常增長的同時，新增信貸總量應不少于7.2萬億元。

　　二是穩(wěn)定目前各類在建項目的政府投資，對于地方新建項目和進一步的投資膨脹進行適度約束，防止2011～2012年地方政府財政惡化帶來大量的“爛尾工程”和進一步結構惡化的問題。經濟適用房的政府投入必須加強和落實。

　　三是民間投資的啟動不能以資金保障和利率補貼為主，而應以行業(yè)開放以及準入調整為主，同時，約束大型國有企業(yè)在利潤和資金高漲的狀態(tài)下進一步進入一般競爭性領域，防止出現(xiàn)過度的“國進民退”。

　　四是消費啟動依賴于社會工程的建設和制度建設，而不是單純一次性收入的增長。因此，2009年消費政策可以適度延續(xù)或局部擴張，不宜大規(guī)模、全方位進行，因為過度的消費性政策刺激可能成為真正的市場性消費啟動的障礙，給未來的退出帶來不必要的波動或社會動蕩。消費政策應當與民生工程、工資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以及公共服務的完善相結合。

　　五是應當以“投資杠桿率”控制為主、利率調控為輔，對2010年可能出現(xiàn)的資產價格暴漲進行制約，其中核心的工具包括銀行資本充足率的適度提高、股票保證金交易限制、非保障性住房抵押貸款條件的提高、嚴格熱錢流入以及差別化利率調整等。

　　六是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是2010年的重點，供給放量依然是政策調整的落腳點，但關鍵在于土地供給和土地囤積的管理。

　　七是雖然2010年通貨膨脹問題應當弱化，但對于一些瓶頸產業(yè)的供應以及關鍵產品的價格變化依然要保持高度關注。

　　八是熱錢的大規(guī)模涌入是2010年匯率調整、資本市場管理必須關注的重點。

　　九是貿易政策保持相對穩(wěn)定，不宜進一步出臺政策刺激出口的復蘇，進口政策和對外投資政策應當保持積極的態(tài)勢。

　　十是結構性調整可以在戰(zhàn)略上高調提出，但在短期宏觀調控上不宜用勁過猛。“產能過?！北仨殑討B(tài)化處理，不宜過分依賴增量收縮和行政規(guī)劃來解決周期性產能過剩問題?！?/p>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