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并購之父”王?。航鹑诶俗幼穳舨┪镳^

　　王巍

　　1989年的一個夏天，留學美國的王巍正在候機樓翻報紙，他在華盛頓世界銀行總部實習，準備搭早班機返回紐約斯特姆大學。無意中，他注意到人們爭相同一個匆忙趕飛機的老人握手，老人從人群中望見了他，他也認出了對方——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松。

　　尼克松停下腳步，問王?。?ldquo;你是中國人嗎?從大陸來的?”“是的，我從北京來。”王巍回答。尼克松異常興奮：“太棒了!我愛中國!”王巍不假思索，沖上前握住尼克松的手：“謝謝，我們也愛你。”人群很快散去，王巍還站在原地，他想，這個同毛澤東攜手打開中國大門的美國人居然有這么長的手臂。

　　幾年前，上海有家媒體把王巍形容成金融浪子，說他是體制內的“壞人”，大體因為他在中國銀行呆過，在單位挽留下堅持要停薪留職去美國，回國后參與籌建南方證券一直做到副總裁，在中國股市最熱鬧的時候卻選擇了辭職。“下海”后，他仍不安分，搞了兩個行業(yè)協(xié)會，還著書立說，跑到商學院給人講課，要制定行業(yè)規(guī)范，得了一個“中國并購之父”的諢名。

　　這樣一折騰，王巍就過了50歲，但他還是一個“浪子”。2010年，他不聲不響地在天津建了一座NGO性質的中國金融博物館。之前，中國還沒有專門的金融類博物館，甚至沒人公開提過。沒人相信王巍是認真的，他收藏的人民幣幣種還沒有女兒多。天津市副市長崔津渡是最早和他交流這個想法的人，開館前兩天，崔告訴他：“其實我從心底里一直不認為你能做成”。他一做就是倆，去年，中國基金博物館在蘇州開館。

　　采訪王巍時，他突然把記者拉到電腦前，炫耀地指著一組PPT，滔滔不絕。里面是他為長江商學院講課準備的教案，做公司占據他的時間，現在不到三分之一。

　　金融博物館落地后，吳曉靈、夏斌、陳志武、許小年、張維迎，中國經濟圈叫得上名字的人幾乎都加入到了顧問團隊。去年，王巍又拉上更有號召力的好友任志強入伙，組織起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邀請了陳東升、王維嘉、許小年等一批政商學界大佬做講演交流，嘉賓自費，觀眾免費，半年來了3萬人旁聽。今年，他還準備再把柳傳志和馬云這樣的人物拉進來。

　　王巍特別喜歡臺灣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的一句話：盡我所能，愛我所做。他生在政治年代，成于經濟改革，接觸過土老板，也喝過洋墨水，他從一個體制內高管變成了一個個體商人，賺了些錢，最后花在了博物館上。

　　天之驕子

　　同尼克松握手時，身在海外的王巍并沒意識到，中國的改革道路開始進入一個拐點，他始終覺得，身在歷史轉變的節(jié)骨眼上，能夠參與改變，推動歷史，會帶來莫大成就感。一想到這些，他就無比亢奮。

　　王巍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那時，中國還沒有“金融”這個概念，鄧小平被《時代》評為了次年的年度人物，他在東北財經大學開始主修會計專業(yè)。

　　王巍從來都不是個循規(guī)蹈矩的人，從小學到中學，他受過最多的批評就是：個人英雄主義，驕傲散漫，不守紀律。大學畢業(yè)，他被分配到老家遼寧某地的建設銀行工作。一年后，王巍被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院錄取，到了北京。

　　從地方到中央，王巍看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在遼寧時，他感覺自己大學畢業(yè)，人五人六，但在當時精英云集的北京五道口，同學都來自北大、清華、人大這些最好的學校。自己的信息量、學術、思想、經歷與這個環(huán)境相差太多，王巍有了壓力，他開始感到自卑，但很快就變成了自強。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院沒有固定的老師，都是從各大高校請來名師講課，限制較少，這些教授通常會把最精華和最前沿的東西拿出來，高度提煉但缺乏系統(tǒng)。王巍逼著自己去消化這些知識，同時，他和大批同齡人中的佼佼者一起讀書，交流。畢業(yè)時，“見了世面，經歷風雨，長了才干”的王巍發(fā)現，自己已經不輸于大部分人。

　　1985年，鄧小平第二次成為《時代》的年度人物，中國民間開始流行一首叫作《跟著感覺走》的歌曲：“跟著感覺走，緊抓住夢的手，腳步越來越輕越來越快活。”

　　那年，王巍從“五道口”畢業(yè)，分配到中國銀行工作。內心強烈的沖動告訴他：要做點什么。他利用業(yè)余時間，同一批金融界的改革青年一起，創(chuàng)辦了一所名叫“財政金融函授學院”的民辦大學，為來自全國各地的人講課、編教材，同時，他們還組建了民間機構“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經常聚到一起，討論中國經濟改革問題。

　　也在這個時候，王巍覺得，中國既然要走向世界，自己就應該到外面去看看，留日潮、留法潮、留蘇潮之后，輪到他，留美潮來了。一開始，中國銀行并不希望他離開，要求他再工作一年。

　　1987年，王巍到了美國，他再次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這是一種更強烈的反差。他當時想，可能活一輩子，中國也不會發(fā)展成這樣。反差不單單是物質上的。在國內，社會對人的摧殘，把人約束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到國外，突然沒人管束你了，內心突然充滿喜悅，就像解放了一樣。

　　除了正常學習外，他還在花旗銀行、大通、世界銀行等公司實習，勤工儉學，賺取生活費。更多時候，他和一批同樣留學海外的優(yōu)秀金融人才聚會討論。

　　當時，美國主要有兩家自發(fā)組成的中國經濟研討組織，一家是中國留美商學會，主要是中國留學生參加;另一家是中國資本市場促進會，由華爾街一批年輕律師和銀行家構成。王巍是這兩家機構的?？?，和他經常結伴參加的，還有上一批留美學生王波明和高西慶。

　　不久，王波明和高西慶準備回國，那時學成回國的人并不多，王巍提議王和高“應該帶點東西回去”。于是，一群人商量，最后決定由王巍執(zhí)筆，寫一篇5個章節(jié)的政策建議，討論規(guī)范中國證券市場的問題。

　　沒想到，王巍剛寫完一章總論，另外二人已經啟程回國，并且把它交給了當時的張勁夫和谷牧。白皮書中的建議受到了高層重視，授權下，王波明、高西慶和國內一批學者，成立了“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lián)合辦公室”，簡稱“聯(lián)辦”。

　　王巍起草的那章總論成了聯(lián)辦后來發(fā)布的“金融白皮書”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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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的落差

　　1992年初，88歲高齡、兩次當選《時代》年度人物的鄧小平，到南方視察，發(fā)表了“南巡講話”，中國改革有了新的流行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個有利于;發(fā)展是硬道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在紐約，王巍第一次唱起了卡拉OK，他記得當時唱的第一首曲子是齊秦的《大約在冬季》。后來，大伙集體唱了一首《我的中國心》，唱完，哭成一片。

　　原本這是大使館為王巍準備的回國歡送會，計劃中只有十幾個人，最后來了一百多個，很多與他素不相識的人專門趕到紐約。“印象中，風波后整個中國萬馬齊喑，這些人想看看，第一個鐵心回國的那批留美博士究竟長得什么樣。”

　　主角王巍沒有哭，他說，好像在場的人只有他沒覺得悲壯，反而很興奮，他從始至終都覺得中國肯定會向前發(fā)展，“南巡講話”前，他已經決定回國。中間，為證明自己不是混不下去才回國，他還應聘進入高盛然后又馬上回絕，為此，當時高盛主管招聘的劉二飛氣得一年沒搭理他。

　　5月，留學5年后，王巍第一次回到國內。因為倒時差，他第二天早晨5點便起了床，從王府井走到天安門廣場，又走到朋友開的一間公司。幾個小時候后，他決定先在朋友那里干，等待國家安排工作。

　　“南巡講話”前后，是中國證券市場快速成型的年代。1990年底，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分別開業(yè)，1992年9月，人民銀行批準組建國泰、華夏、南方三大全國性證券公司。33歲的王巍被派往南方，參與南方證券的籌建。

　　即便是2004年，南方證券因為挪用客戶儲備金和巨額虧損成為了歷史，王巍還是認為那里匯聚了一批優(yōu)秀的人才， “成立之初，誰也看不到未來會怎么樣，金融公司有什么前途，但所有人都充滿闖勁，努力想創(chuàng)新。”王巍說，很長一段時間，他在南方證券是相當愉快的。

　　在南方證券，王巍最早負責籌備海南分公司，擔任總經理。后來，他調回北方，在北京籌備了北部灣國際信投公司和基金部，做到副總裁后，開始主導基金業(yè)務和并購業(yè)務。他說，在中國，“并購”這個詞就是自己最早提出來的，他不喜歡先前“兼并”的叫法，“感覺像東漢末年豪強兼并。”但他注定要和“豪強”打交道。

　　王巍在博客里寫過這樣一段回憶：他在遼寧做一筆發(fā)行業(yè)務，政府各部門都想從中漁利?？吹剿驼块T關系沒處理好，一個叫楊大勇的人提出，要把說好的承銷費降低幾百萬。楊對王巍說，自己燒鍋爐出身，在沈陽叫作碼頭(黑社會大哥)，如果他不同意，就讓600萬沈陽人民扒了他的皮。王巍當時懵了，他第一次帶兵“打仗”，不能讓公司開門就損失幾百萬。等了4天，確定對方來不及換券商，王巍單獨找到楊大勇，把領帶一甩，對楊說，我從國外回來的，回國玩一玩，玩不好我可以照樣回去，你不能玩，多少股民都系在你身上了，我有名我有利，我只擔心名不夠大，這次是中國萬眾矚目的第四只股票，我今天就不簽字了，我就廢了你這上市公司，我全國出大名，明年拍屁股走人，看600萬沈陽人民是扒了我的皮還是扒你的皮。最后，倆人在電視里握手言歡。

　　在南方證券，王巍幾乎每做一個單子，背后都有非市場化的力量在相互博弈，“政府關系、公關、江湖勢力”。其實，在中國市場環(huán)境里生存過的他早有心理準備，反而感覺如魚得水。在南方證券待了兩三年后，另外一些事情讓他不能適應。

　　1994年，潘虹和劉青云主演的電影《股瘋》，刻畫了中國第一代股民的瘋狂。從事證券，王巍卻至今沒有買過一只股票，他堅持認為，作為投行，應該做服務而不是炒股票和房地產。

　　南方證券做出眉目后，王巍過得愈發(fā)不愉快，通常是上面給他一大筆錢做業(yè)務，但投給誰都定好了，完全跟他沒關系。有時候他有新的想法，把自己說興奮了，其他人卻無動于衷。他還很不習慣領導出差一大群人去機場接送，接完了一起連玩帶唱。“慢慢地大家都覺得你很清高，得罪了很多人，在公司你變成了少數派，就出去了。”王巍說。

　　1996年，上海股市從五百多點沖到1250點，深圳股市從九百多點一直沖到4200點，中國股市迎來了第一波“大牛”，王巍從南方證券辭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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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

　　中國金融博物館在天津海河旁，早先是租界里的法國俱樂部，從天津火車站出來，過了解放橋就可以望見。

　　博物館的門票很有意思，是中國早年發(fā)行的股票認購申請表過塑而成。王巍覺得自己做的是一個NGO項目，原本沒打算收費。為了和整體風格協(xié)調，金融博物館的洗手間裝修精美，結果，很多人把它當成了公廁，有時影響到正常參觀，無奈下，開始收取10塊錢門票。“靠收費不可能養(yǎng)活，只是為了給大家一個概念，支持博物館是有價值的，還可以阻擋一些不是真心想看的人，只是一種手段。”為了給參觀者留點紀念，他連買帶求弄了一大堆認購證。他說，可能過些年，這張認購證的價格遠遠大于門票價格。

　　博物館內的展品，除了找積累多年的金融圈朋友東拼西湊，很多都是王巍從世界各地買回來的。“大家都知道我做協(xié)會，做研究，做博物館，我靠什么呢，所有這些都是要花錢的，我肯定是靠公司經營。”當然，他“下海”時，并不知道自己會在十幾年后做這樣一件事。

　　離開南方證券后，王巍還等著國家給另外安排工作，但過了大半年都沒有音訊，他等不及了。1997年，他決定出來單干，創(chuàng)立了萬盟并購集團。

　　萬盟給王巍帶來了更多自由感，同時，他也把自己推到了“一沒資源，二沒背景”的境地。“大家都認為你是壞人，要不你怎么辭職了?你首先要證明你是好人，我在體制內不需要證明，上來你就是好人。”

　　在萬盟辦公室的一面墻壁上，按時間順序整齊裝訂著十幾年來服務過的客戶相框，有遼寧盼盼、中體實業(yè)、新希望等等，超過80家。

　　王巍的客戶中，很少有大型國企，他說大國企看不上自己，自己就把中小企業(yè)做到最好。他把自己的公司比作專賣店，大券商比作超級市場，超級市場什么都賣，專賣店只賣香奈兒香水、古琦皮包，大券商什么業(yè)務都做，萬盟只做并購一項。

　　隨著公司經營逐步穩(wěn)定，王巍開始重拾“愛好”。2000年，他成立了全球并購研究中心，中歐商學院院長劉吉知道后，安排他給國家領導人吳邦國講課。王巍做了大量準備，沒能成行，反倒是劉吉看了材料后，嚴肅地對他說：你既然看到了問題，不去研究不出去講，就是對不起國家。

　　王巍說，劉吉對他觸動極大，一個因為性格太直而政治地位不高的知識分子，堅持讓自己這樣一個小商人關注社會，發(fā)出聲音。于是，他開始創(chuàng)立并購協(xié)會、PE協(xié)會，主持編輯商業(yè)雜志，成為了中歐商學院和長江商學院的客座教授，參與創(chuàng)立亞布力論壇，還出了幾本金融并購方面的書。2008年，在美國金融博物館坐了半個小時后，他決定自己也搞一個。

　　“年輕的時候會去和命運抗爭，五十知天命，過了五十就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會更多地去消化和理解這個社會。”王巍說自己有些自負，因為潛意識里覺得自己比別人強，但這種優(yōu)越感僅限于自己的專業(yè)內。“人人喊改革，談國家大事，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文革時就是這樣，人民銀行行長不管稅收和控制物價，談房地產調控，每個人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其他事情可以八卦，但不要充滿激情的沖上去，這是一種錯位。”

　　因為做博物館，王巍幾乎看遍了金融歷史書籍，他認為自己已經有資格講些東西，他正在寫一本叫做作《三十件展品看中國金融史》的書，用三十件博物館展品把中國金融的脈絡和故事全部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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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

　　吳英案宣判時，王巍是最早一批發(fā)微博評論的人，他覺得自己不是公知，這件事情輪不到他發(fā)言，但當有人分不清什么是非法集資的時候，他就必須出來說話，否則就是犯罪。“當然別人越研究比我越深，但我起碼可以幫忙燒起這把火。”他的很多評論，都是這種態(tài)度。

　　《貨幣戰(zhàn)爭》暢銷的時候，陳志武想寫本書批判里面的陰謀論，王巍勸他，沒看見愛因斯坦和跳大繩(神經病)的辯論，不要太認真。前段時間，他轉了幾條傾向方舟子的微博，粉絲罵了些十分難聽的話，他立馬拉黑，還勸告同樣被罵無數的任志強不能太寬容，如果怎么罵人都行，社會就被攪和了。

　　王巍已經習慣從非大眾化的角度看問題。幾個月前，沈陽市市長在北京開座談，花了很多錢，研究未來15年20年的城市發(fā)展規(guī)劃。王巍看到滿場請來的領導和專家都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他發(fā)言時很氣憤：沈陽這么大的城市，研究2020年以后的城市發(fā)展，為什么沒有一個80后參加，他們的未來憑什么由我們來決定，這種規(guī)劃沒有任何基礎。

　　籌備金融博物館時，王巍終于看到了讓他敞亮的東西，很多年輕的志愿者愿意無償去做一些事情。“過去我們信仰佛道法儒，都是功利主義，我看到的年輕人，他們打破了毛澤東時代的信仰、孔孟的信仰，甚至是原教旨資本主義市場的信仰，他們在精神上相對自由，你看到這么多公益組織出來，會突然發(fā)現一批新人開始有了新的信仰，有了價值追求。”

　　“其實我們這代人都是變色龍，把自己和社會協(xié)調一致的能力太強，搞政治運動是佼佼者，搞經濟改革又沖到第一線，就像馮侖寫的《野蠻生長》一樣，每個人都是這么出來的，這就是社會。”

　　在好友王石影響下，王巍喜歡上了登山，除了大雪山，每個月，他都會和自己組織的登山隊爬些小山。“那些年輕人太快了，一下就竄到了前面，我趕不上他們。”王巍羨慕年輕人的勁頭。

　　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元年，他19歲，開始學習會計。他覺得很沒面子，因為當時流行數理化，于是拼命考進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院學金融。

　　15歲時，王巍插隊到離家很遠的貧困山村，知識青年挑公擔，他賣力干農活，凡事出頭，當了1000人的大隊長。

　　更小的時候，父母被關進了牛棚，他兩三年也沒見一面，“散落在社會上”，背毛語錄，搞批斗，積極參加各種政治活動，是學校里的先進人物。

　　王巍說，或許是從小家庭受到排斥，讓他有些自卑，他必須跟別人不一樣，才能找到信心，這種逆反形成了他的性格。

　　出國前，王巍因為講課賣教材，分到了十幾萬人民幣，他當時覺得自己是在做崇高的事業(yè)，是在搞中國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他沒要這筆錢到美國時，口袋里只剩下20美元。

　　“我在農村插隊，在體制內學習，然后又到國外接觸了很多新東西，認為自己能力很強，要做大貢獻，后來墮落成商人，但畢竟讀過書，希望能做點文化上的東西，身已至此，心猶不死，這個時候如果能做成一個博物館，對我來說是種巨大的成就感。”王巍的第三家博物館，很快就要在上海開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