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嚴陣以待更為嚴峻的國際環(huán)境

　　作者：李稻葵

　　關鍵詞：新財富；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再平衡、新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流動性過剩、綠色意識形態(tài)影響升級等多重壓力之下，中國面臨的國際經濟環(huán)境有可能變得更加嚴峻和復雜。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一新形勢，對外占領國際輿論制高點，對內推動國內經濟結構調整，不遺余力地通過綠色產能革命和收入分配調節(jié)啟動內需，讓民眾獲得真正的實惠，從而提高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

　　60周年國慶日，筆者在盛大游行現場直播的歡呼聲中登機飛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參加每兩年一度在華盛頓之外召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聯合年會。這一年會可以稱為國際金融界的達沃斯，它的參加者囊括了全球金融界從政府到企業(yè)、學術等各個層面的高層人士。筆者參與了其中的四場討論，包括由各央行行長參與的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設討論會、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召開的閉門座談會以及兩家跨國銀行召開的研討會，從中獲得的一個深刻印象就是，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經濟、金融環(huán)境不僅沒有好轉，還有可能變得更加嚴峻和復雜。

　　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呼聲與

　　新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

　　此次國際金融達沃斯，各方力量表達的一個共同觀點就是，金融危機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不可能再現，危機后的世界一定會出現滄海巨變。對于改變何在，各方則爭議頗多，尚無定論，但有一個觀點獲得了非常多的支持，即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局面在危機后不可能持續(xù)，必須而且也一定會得到糾正。

　　到底什么是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如何才能再平衡？對此各有各的觀點，而相當一部分人把全球經濟不平衡直接等價于全球國際貿易的不平衡。在國際貿易的不平衡中，首當其沖的無非是三個國家：中國、日本和德國。

　　日本在這一討論中得到的關注遠遠小于20年前，因為目前日本經濟的發(fā)展遇到了困難，而且，日本的經濟政策也基本上是按照標準的華盛頓式政策思路來制定的，比如，日元的匯率基本是浮動的。德國的情況與日本類似，但是德國人回應全球經濟不平衡的論據更加充分：德國處于歐元區(qū)之內，德國政府并不能左右歐元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而且整個歐元區(qū)貿易平衡，也就是說，歐元的貨幣政策乃至匯率政策不需要調整，因此，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不能歸咎于德國的貿易順差。

　　既然日本和德國都輕而易舉地逃脫了世界經濟不平衡的責難，中國自然而然地成了聚光燈下的焦點。在各種討論尤其是官方討論中，很少有人直接提及中國這兩個字，但是矛頭卻明明確確地指向了中國。在標準的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中，中國是再明顯不過的世界經濟失衡的罪魁禍首。這一分析的邏輯是，中國有就業(yè)的壓力，必須想方設法補貼就業(yè)、促進就業(yè)，如何促進就業(yè)？那就是補貼出口，所以，中國既有隱含的補貼出口企業(yè)的各種政策，也有匯率長期低估的政策，因此，中國是國際貿易不平衡最主要的根源所在。

　　這一分析具有直接的政策含義。在這一分析之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fā)達國家在逐步走出危機陰影的過程中，開始推行各種各樣的貿易保護政策。這些政策與傳統(tǒng)的貿易保護做法完全不同，是在WTO框架下合法但不合理地進行貿易保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所長張宇燕最近在首屆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論壇上指出，這些貿易保護政策相當于足球中的戰(zhàn)術犯規(guī)。許多國家就是用這些戰(zhàn)術犯規(guī)來拖延時間，爭取本國經濟調整的喘息之機。WTO這一框架應對這種新型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已經顯得相當蒼白無力，即便WTO正常應對貿易爭議的機制完全發(fā)揮作用，它的時效性也大打問號。

　　正是在這種大的思潮下，我們看到，美國實行了應對中國乘用車輪胎的特保機制。由于這一特保機制是中國加入WTO之前與美國簽有相關協議的，從表面上看，美國并沒有完全犯規(guī)。在美國之后，阿根廷、烏克蘭等國家又實行了各自版本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據世界銀行統(tǒng)計，最近半年以來，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案件呈明顯的上升態(tài)勢。這顯然對于中國在金融危機后的經濟調整造成了嚴峻的挑戰(zhàn)，我們的出口型企業(yè)很難指望在危機后迅速地恢復和發(fā)展。

　　全球范圍的流動性過剩

　　國際經濟形勢復雜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國家在應對金融危機時采用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利用手中不僅沒有破產而且如日中天的國家信用來營救私人部門。其國家信用最核心的體現就是國際鈔票的發(fā)行權。在這種政策帶動下，各國央行大開印鈔機，由此出現了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目前，盡管各國都在宣稱要逐步、適時地退出貨幣擴張政策，但從實際政治經濟學考慮，由于各國都不愿意本國貨幣出現明顯的升值，因此在貨幣政策的退出問題上都有拖延時間的傾向。這相當于一場等待的博弈，比的是誰更有耐心。

　　全球流動性過剩帶來的災難首先指向一批新興市場國家，巴西央行行長在伊斯坦布爾的高峰會上明確表示，當前最頭疼的就是大量外資的涌入，尤其是在巴西獲得2016年奧運會申辦權之后，該國貨幣雷亞爾大幅度升值，導致巴西不得不對流入資本施加一定的稅收。在中國，2006、2007年的流動性過剩局面也將重現，國內經濟和貨幣政策將重新面臨巨大的考驗。如何保證中國貨幣政策運行的平穩(wěn)性，保證不出現過大的資產型泡沫，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挑戰(zhàn)。

　　綠色意識形態(tài)影響升級

　　危機后，以英國和北歐為代表的一大批發(fā)達國家在應對全球變暖問題上表現出勢在必得的決心，要在全球發(fā)起一場以綠色意識形態(tài)為基礎的環(huán)保減排運動。美國本來并不完全認同這一理念，但在奧巴馬政府上臺后，也轉向擁抱綠色環(huán)保意識形態(tài)。這種情況下，壓力最大的是中國這樣潛力巨大、經濟發(fā)展高度依賴溫室氣體排放的國家。

　　在當前的技術格局下，減排會帶來相當高的成本，因此，全球綠色環(huán)保主義的埋單者很可能是中國等一批新興市場國家。如何不為西方的綠色環(huán)保主義埋單？如何利用其為中國經濟的升級改造和長期發(fā)展奠定基礎？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巨大挑戰(zhàn)。

　　中國如何應對新形勢？

　　中國應當如何應對這一日益嚴峻和復雜的國際形勢呢？答案很明顯，我們必須從內外兩方面進行努力，對外占領國際輿論制高點，對內推動國內經濟結構調整。

　　首先，在國際舞臺上，中國政府、學術界、企業(yè)界乃至網民都必須樹立起占領輿論制高點的意識，不能落人之后。以全球經濟再平衡為例，中國對此要有新的說法，在理論上闡明并強調中國并非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責任國。筆者注意到，過去一年多來，西方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哈佛、麻省理工學院等大學的宏觀經濟學家)研究指出，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是美國正在為全世界生產一種似乎全球非常短缺的產品—高質量的金融產品，各國由于對美國國債、股票等金融產品有需求，因此把大量產品賣給美國，從而換取美國所謂的高質量金融資產。我們可以對這一理論加以延伸，那就是說，我們過去一直以為這些美國制造的金融資產是高質量的，并通過大量流汗生產各種產品換回外匯來購買這些金融產品，但是，此次金融危機證明，美國的金融產品是低質量的，包括美國國債的質量，我們也有理由懷疑，因此，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都是美國不負責任的金融監(jiān)管政策的受害者，這才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

　　在伊斯坦布爾，筆者在與IMF總裁的閉門會上發(fā)言時明確指出：“中國是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中國正在想方設法解決自身內需不足的問題，中國需要的不是指責和批評，而是腳踏實地、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方案。在這個層面上，中國的政府、學術界特別愿意聽從建設性意見。如果IMF真想解決問題，不要在華盛頓發(fā)號施令，請向世界銀行學習，在北京設立地區(qū)總部，切切實實地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和中國的經濟界、政策界交流探討。如此才能解決問題，并且提升IMF的國際公信力?！?/p>

　　在流動性過剩問題上，我們更應該高舉大旗，明確反對發(fā)達國家不負責任、一味進行的信用擴張，并指出這種信用擴張恰恰是埋下了下一次金融危機的隱患。同時，我們必須在適當時候采取比較理性和謹慎的貨幣政策，為中國獨立的貨幣政策創(chuàng)造空間。在綠色環(huán)保問題上，我們更需要采取高姿態(tài)，一方面指出，在全球二氧化碳累計排放中最大的貢獻者不是中國，而是一大批發(fā)達國家，他們對此擔有責任；另一方面表示，我們完全認同抑制全球氣候變暖的目標，但是發(fā)達國家有義務對中國這樣的后發(fā)國家無償提供最新技術以及相關的貨幣資源支持。

　　在高度重視危機后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壓力的基礎上，我們必須不遺余力地啟動內需，其中最具可行性的政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進行更新產能的綠色產能革命(詳見2009年7月本專欄文章)，同時我們必須大力提倡綠色環(huán)保，爭取在西方國家之前提出更新的環(huán)保理念和環(huán)保標準、政策，對自然資源等產品要適時加稅，以便在綠色環(huán)保問題上做出明顯讓世人折服的貢獻；二是由政府在宏觀層面上進行收入分配調節(jié)，想方設法通過大規(guī)模減稅等方式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讓民眾從經濟發(fā)展中獲得真正的實惠，并由此提高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

　　后危機時代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無疑非常嚴峻，但是，如果我們應對得當，一定能夠把全球經濟的壓力轉變?yōu)橹袊洕l(fā)展的機遇，為中國徹底完成大國崛起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