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地產界的公益布道者

　　大俗而大雅，大糙而大道，似乎已經成為這個男人的處世為人之道。他表面詼諧，內心嚴肅，待人謙和，骨子驕傲，精明而不過多算計，追崇理想主義而又積極適應現實。似乎總在干與那些頭銜和社會形象無關甚至相悖的事情

　　文/本刊記者 舒拉

　　地產界的紅桃2

　　這個戴著黑邊框眼睛，小眼睛，大耳朵，锃亮額頭，稀疏平頭，面容喜興的中年男人，被形容為“中國地產界的紅桃2”，在他身后，是一個由他一手打造、如今資產已過70億元的地產帝國。

　　作為萬通地產董事長、北京筑夢教育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華本地產俱樂部榮譽董事長、全國工商聯(lián)住宅產業(yè)商會輪值主席、中國房地產協(xié)會城市住宅開發(f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他的頭銜眾多，官商相得益彰。

　　他的人生也頗多傳奇：1977年恢復高考當年進入西北大學，4年后考上中共中央黨校，成為當時黨校最年輕的研究生。之后他曾當過老師，也有過短暫的仕途，最終卻投身商海。他當過牟其中的第一副手，同潘石屹、易小迪、王功權、王啟富和劉軍一起打造了最初的萬通地產，并被合稱作“萬通六君子”。此后，“萬通系”逐漸剝離解體，各踞一方，馮侖卻一直堅守下來。

　　他稱自己是“專職董事長，十幾年來只任董事長一職”，并自我評價總結“愛讀老莊，不善理財，喜歡坐小車，看小報，聽小曲，崇尚學先進，傍大款，走正道”。

　　相比于任志強的愛放炸彈，李彥宏的溫文淡定，柳傳志的慣式威嚴，祖籍浙江嘉興、生在西安的馮侖身上卻帶著一種京城氣質——文藝而又貧嘴。他更新博客的速度堪比徐靜蕾這樣的新浪“勞模”，也時常在微博上制造出幾條值得琢磨的段子，主編過《中國國情報告》，著有《野蠻生長》、《風馬牛：馮侖和他的快意人生》，擁有個人電子雜志《風馬?！?，譯著包括《狂飆突進——馬克思的心路歷程》。

　　為此，他將自己圈為“文化人”，卻一直喜歡軍裝系穿著，因為覺得“文人要剛起來”。后來因為頻繁出國，“軍裝總是不大方便”，他才開始聽從公關經理的意見轉走輕松休閑路線。

　　馮侖的辦公室書架放著線裝版的《毛批二十四史》，他說線裝書空白多，方便寫讀書批注，并且“線裝書有一股好聞的香氣”。沉默的時候，他看上去有些嚴肅，甚至是不可捉摸。然而在圈內，他又是出了名的“段子派掌門”，不僅愛講，而且喜歡帶些顏色，即便是面對記者。

　　談到從海南賺取第一桶金的心情，他說：“就像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涂。”

　　談到時間對于企業(yè)的考驗，他說：“時間不同，不僅算賬的方式不同，而且道德評價的尺度也完全不一樣。比如趙四小姐16歲去大帥府跟張學良，她去1年，是作風問題；去3年，是瞎攪和；一去30年，那就是愛情。”

　　談到合作伙伴的重要性，他說：“跟誰一起做事決定事情的性質。民初名妓小鳳仙，她要是找一個民工，掃黃就掃走了；她找蔡鍔，就流芳千古；她要是跟華盛頓，那就是國母。所以，不在于你接客不接客，不在于你干什么，而在于你跟誰做。”

　　在其新書《野蠻生長》的首發(fā)式上，王小丫被邀請來當主持，落座后，王微笑著詢問：“這里有幾個詞：管理、金錢、偉大、女人、政商關系……馮總，您最想從中挑哪個詞來闡述您的觀點？”

　　馮侖毫不猶豫地回答：“女人”。

　　王小丫略微一愣，同場的財經記者吳曉波直言問道：“你好端端一個法學博士，為什么要用這樣的野蠻方式說話呢？”馮侖的回答也很干脆：“在互聯(lián)網年代的話語天地，吸引眼球最重要。”

　　大俗而大雅，大糙而大道，似乎已經成為這個男人的處世為人之道。他表面詼諧，內心嚴肅，待人謙和，骨子驕傲，精明而不過多算計，追崇理想主義而又積極適應現實，有著自成一套的價值標準，不會輕易受到別人評判的影響，從來不愿意被包裹，似乎總在干著與那些頭銜和社會形象無關甚至相悖的事情。

　　和其他許多商人不同，他們一旦去掉世俗的職位、財富，就會黯淡失色。但馮侖是個特例，他原本可以成為一個學者，或者一個政客，可是就如王石所說，“陰差陽錯，做了企業(yè)”。

　　對此馮侖這樣解釋道：“我是一個被蓋上時代印戳的人，也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混合體：資本家的工作崗位(萬通董事長)、無產階級的社會理想(15歲入團，20歲入黨，滿腦子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理想)、流氓生活習氣(創(chuàng)業(yè)初期一窮二白，苦苦掙扎，所以說過很多糙話、猛話)，以及傳統(tǒng)士大夫的精神享受。”

　　不提倡“裸捐”

　　為官，經商，作文，馮侖的多維人生歷練讓他深刻理解中國社會經濟環(huán)境，也熟諳企業(yè)生存法則，又不失文人學者對于社會的柔軟心腸。

　　他被稱為“中國民營企業(yè)家活體標本”，作為第一代的創(chuàng)業(yè)者，他經歷了最好和最壞的時代。

　　30年來，中國民營資本力量從前公司時代進化到公司時代，21世紀后又進入到集體創(chuàng)富時代，在不斷調整卻又大局統(tǒng)一的政治經濟體制下，這股力量野蠻而頑強地生長起來。他們時刻被關注、被討論、被規(guī)劃為某一類的典型，或者在某些時候突然被重視或冷落。

　　2010年9月底，巴菲特攜手比爾·蓋茨張羅的北京“慈善晚宴”，引發(fā)了中國企業(yè)界一場不小的騷動。

　　在媒體的報道中，這場本應尋常的富豪聚會成為了中國富豪們眼中避之不及的“鴻門宴”——多數受邀富豪反復確認“是否會被現場勸捐”，甚至有人因此婉言謝絕，巴蓋二人不得不宣稱以書面形式保證晚宴現場“只吃飯，不勸捐”。

　　這一事件激起了社會公眾對于本土富豪財富價值觀的國民論戰(zhàn)。而在這些富豪中占據絕大比例的民營企業(yè)家，再次成為眾矢之的。

　　相比社會公眾對于“巴比宴”內外待遇懸殊的口誅筆伐，親歷了此次短暫會晤的馮侖卻認為：“在慈善和公益方面，中國民營企業(yè)家做的比他們好。”

　　“國內的民企行善意識比他們早。比爾蓋茨1975年辦公司，2005年才辦公益基金會，巴菲特做公司賺錢賺了50年才想起這個事，而我們的企業(yè)家成立公益基金會，卻大多是在自身創(chuàng)業(yè)的20年之內。他們掙的錢比我們多，拖的時間卻比我們長；我們掙錢比他們晚，覺悟卻比他們早。”他說，“所以在道德層面上來講，我們應該具有優(yōu)越感。”

　　“中國富人們做善事的熱心并不比誰差。”他總結說。但歷史輪回，如何掙錢和捐錢，又成了新一代中國民營企業(yè)家們亟待解決的財富難題。

　　據此，馮侖提及了晚宴中的敏感詞匯——“裸捐”。他直言：“這個比較極端。”

　　對于陳光標主動提出將個人財產“裸捐”，作為送給巴比二人的“見面禮”，潘石屹也特別手機微博現場直播“大家在熱烈地討論裸捐”。馮侖表示：“據我了解，西方沒有這個概念，也不提倡這樣簡單的做慈善方式。”

　　“其實我們上一輩的民營企業(yè)在建國初期公私合營的時候，就曾經集體‘裸捐’過。”他說，“也就是說，早在1956年，中國的民營企業(yè)都統(tǒng)統(tǒng)洗白了，這在世界財富史上能算得上是罕見奇觀。”

　　而對于這一輪“裸捐大潮”，馮侖說：“它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國民經濟的迅速倒退，直到改革開放元氣才逐漸恢復過來。”

　　“片面地強調裸捐，而忽略私有財產的保護和市場競爭秩序的維穩(wěn)，無異于粗暴地截斷了財富創(chuàng)造的動力鏈，”他指出，“源泉消失了，財富必然枯竭，我們也會餓死。”

　　據此，馮侖建議國內應建立獨立的公益基金會，讓其擔任起類似于財團法人和社會的NGO(阿拉善SEE生態(tài)協(xié)會)的角色。

　　“國內的800多個基金會絕大多都掛靠在政府門下，而美國有12萬公益基金會，多不為政府征用，是獨立的。一方面，富人們進行財產捐贈充分尊重個人意愿；另外一方面，這些財富的有效使用率得到保證，用于那些政府管轄不到而社會進步又特別需要的方面。”他說，“這種模式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馮侖表示：“企業(yè)做公益，不僅要在企業(yè)家的能力承擔范圍之內，而且要保證這種行為不傷害到自由企業(yè)制度。公益事業(yè)不僅要做，更要建立相關制度規(guī)范，保證每個人都有創(chuàng)造財富和處置財富的基本權利。”

　　而對于這一公益理念的個人理解，馮侖又甩出他的“馮氏段子”：“民營企業(yè)做公益，不僅要身體好，而且要保持貞操。”

　　從“野蠻生長”到“理想豐滿”

　　對于曾經的部下兼盟友，馮侖曾這樣評價道：“真正懂佛的是易小迪，潘石屹那是裝神弄鬼。”

　　而現在，曾經放言“我就是自己的宗教信徒，我就是自己的神”的他也開始關注并思索這一內心深處的信仰力量。在探訪災難后的玉樹之后，他寫下了一篇博文《身處蓮花中，愿為慈悲種》。

　　在博文的末尾，他這樣寫道：“益西(一位偶遇的云南志愿者)說，他覺得一個修行者，核心是慈悲。慈悲不是憐憫，不是施與，不是幫助，而是分擔。”

　　而談及民營企業(yè)對于社會責任的承擔，馮侖則一再強調：“要將‘慈善’和‘公益’這兩大概念區(qū)別開來。”

　　“慈善與道德有關，而公益不僅僅是道德，更是一件職業(yè)化和專業(yè)的事情。”他說，“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企業(yè)家應該更多地研究公益，在經濟社會的建設中去發(fā)展建設公益事業(yè)，而不要完全停留在道德上。這樣才算得上是這個社會一百多年來取得的一點進步，否則還是跟過去一樣，強勢對弱勢，優(yōu)勢對劣勢。”

　　關于企業(yè)對于社會公益應有的態(tài)度，馮侖則借用了瓊瑤的“追求愛情，順便結婚”，他表示：“我現在是‘追求理想，順便賺錢’。取法乎上，僅得乎中，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為一個民營企業(yè)家，要被金錢之外的東西誘惑。”他說。

　　對于馮侖來講，從最初汲汲于擴大和穩(wěn)固產業(yè)，到后來開始回望思索，把玩文字。而現在，他開始考量這個讓其成功、挫敗和成熟的社會的需要。

　　十幾年前，他涉足地產，十幾年后，他布道公益。

　　從6年前創(chuàng)立華夏心臟基金會，到繼而發(fā)起阿拉善環(huán)保基金，再到2年前成立萬通企業(yè)公益基金，到現在幫助李連杰壹基金規(guī)范成為公募基金，馮侖也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公益萬通模式”。

　　2008年，在其倡導下，萬通地產申請成立了北京萬通公益基金會。據悉，這是國內地產業(yè)中最早的非公募基金會之一。

　　“專業(yè)性和獨立性是萬通公益基金會運作上的最大特點。”他介紹說，“基金會采用獨立理事會治理制度，11個理事席位中，萬通地產僅占三席，其他都是在生態(tài)環(huán)保、公共政策、公益慈善以及法律等方面具有專業(yè)性和顯著社會影響力的外聘專家，整個基金會運作不受主要捐款方萬通的直接指令。”

　　同時，該基金會章程還規(guī)定，每年由萬通地產拿出當年利潤的0.5%，非上市公司萬通控股(萬通地產母公司)拿出當年利潤的1%；同時，基金會還接受萬通高管、中基層員工及合作伙伴的捐款。

　　“這既確保制度化和專業(yè)化地踐行社會責任，又保證了企業(yè)發(fā)展規(guī)模與之相互匹配。”馮侖說。

　　而他本人參與各類商務活動的相關報酬，也悉數捐給萬通公益基金會。

　　現在，萬通公益基金會已成為國內最具影響力的非公募公益基金會之一，也是國內第二屆非公募公益基金會論壇的共同輪值主席單位。

　　明年就是萬通創(chuàng)辦20周年，生于上世紀50年代末的馮侖，如今也到了“知天命”之年。

　　幾年前，馮倫母親整理箱子，翻出了他30年前的日記本。馮侖把這些日記放到了網上，他說，這是他們那一代人的成長印記，不是要讓人來看他，而是想讓人們來看一看當時的社會。

　　從當年那個認真寫下“1975年5月4日，從今天起我的日記又開始了新的一頁，因為我已是一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了”的少年，到后來體制內的受益者和體制外的成功者，馮侖開始思考這種個人信仰的力量。

　　他曾經說：“所有的偉大都是熬出來的。”而現在，他正帶領著自己和萬通朝著這種“偉大”跋涉。他說：“我的理想是讓萬通成為一家受人尊敬的企業(yè)。”

　　如今，馮侖又在籌備出一本新書。他說，《野蠻生長》是為了回望過去，而新書則要展望未來，主題已經敲定，那就是：“理想豐滿”。